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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專評|丁艷麗評曹多勇《三家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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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艷麗,安徽文學藝術院助理研究員,青年文學評論者。


關注底層人物的生活日常

——評曹多勇中篇小說《三家記》



丁艷麗



曹多勇擅長描寫故鄉大河灣的人和事,其創作的“大河灣系列”小說是當代文學界一道獨特的風景。小說《三家記》仍舊以口語化語言的書面表達,敘述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大河灣村三家人的生活日常和情感狀態,是作家再一次向時間和記憶深處的回溯,具有明顯的“尋根”沖動和懷舊情調。

小說以第一人稱見證者的視角敘述了黃德仁家、曹家奎家和大杠家的生活日常。這三家是生活在大河灣的左鄰右舍,也都與“我”發生過或多或少的關聯,三個既獨立又相互關聯的故事串起這部主題小說。三家的故事都是比較簡單的線形結構,情節也不離奇曲折,其中黃德仁家的故事主要是圍繞拔倒睫、割草、柴火被偷、拾炭、懷孕展開的,曹家奎家的故事由蓋房、拾炭、相親、買收音機、聽收音機等情節構成,大杠家主要寫大杠反抗欺凌、相親結婚及妻子蘇巧珍對婚姻的反抗。這三家各有各的不幸——黃德仁的兩眼像爛杏子、傻女兒桔子二十五六歲了還沒出嫁,曹家奎的三個孩子因個頭矮導致說親難,大杠因頭禿被村人欺凌、被妻子嫌棄。由身體的缺憾或不足衍生的生活煩惱、精神苦痛是持久而漫長的。作家特別善于抓住每個家庭的主要矛盾,“攻其一點”,通過身體疾病或遭受的苦難及其對婚姻大事的影響推進文本的發展,凸顯了底層人物生活的艱難與掙扎。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個體生活日常和生命狀態的呈現一直是曹多勇小說的重要著力點。曹多勇是“文革”的親歷者,在“文革”中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光,“文革”是其寫過去時無法回避的時代背景。與許多作家對“文革”歷史苦難的呈現相比,曹多勇小說的特別之處在于并沒有因為歷史的特殊性而忽略生活日常的普遍性,他筆下的歷史是毛茸茸的生活,人物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個體。在小說《三家記》中,作家描寫了生產隊、知青、收音機、發報機、扎根布、供銷社和莊臺、煤礦、矸石山、塌陷區、雜樹林等大量富有年代感、地域色彩的物象,同時不厭其煩地對日常生活的碎片性進行細致入微的描寫,不遺余力地展現蓋房屋、割草、拾炭、相親、鬧新房、嫁娶、回門等風土人情,力求還原記憶的“真實”與印象的“真實”,真實細致地表現那個時代大河灣村民的生活圖景和生命狀態。“文革”時物質極度匱乏、精神生活極為貧瘠,作家并沒有對非正常年代的身體饑餓、政治暴力、人性異化進行血淚史般的控訴和批判,而是將這些淡化為小說的底色,將更多的筆墨傾注在對人物的真實生活和喜怒哀樂的如實描摹上,正如作家的一句自白:“我喜歡寫常態的東西,不喜歡寫反態,比如狗血的或者血淋淋的東西,把人逼上絕境的狀態!

曹多勇小說在審視個體生活日常的同時,也比較注重對人性的洞察和挖掘。小說《三家記》中的人物大多能夠吃苦耐勞,在艱難的生活中依然堅韌不拔、積極樂觀,同時自尊心強、輕易不服輸、要面子、執拗、欺軟怕硬、愛看熱鬧。小說中,禿頭的大杠一直被村人嘲笑、戲謔甚至欺凌,“在挨打受罵中長大”的他一直沒有屈服,他通過丟禿圪渣、膏血水、剃光頭來反抗欺凌;蘇巧珍因不愿與禿頭的丈夫同房而天天挨打,她鉆麻地、投河、絕食,通過傷害自己身體的方式去反抗婚姻。這兩位反抗者都是用自身微弱的力量去反抗冷漠的外界,雖然不足以成功,但彰顯了人的主體性。有意思的是大杠從受害者到加害者的轉變以及在這個過程中起了作用的家暴教唆行為。老丫媽告訴大杠“這個女人身上的皮肉癢癢,就得上手揭一揭”,“我”娘說“打輕了,往死里打兩頓就愿意脫褲子了”。同為女人,老丫媽和“我”娘不僅不理解和同情蘇巧珍,反而無情地批判她的“中看不中用”,這不是簡單的人性之惡,因為在她們看來,傳宗接代是女人的價值所在,不能傳宗接代的蘇巧珍是有罪的。在男權話語規訓下的老丫媽和“我”娘身上,我們依稀看到了魯迅小說《祝!分猩婆肆鴭尩纳碛。

曹多勇是大河灣忠實的傾聽者和記錄者,致力于“寫那些消失在時間的塵埃中而又留存在生命記憶中揮之不去的人和事”,尋找被遺忘的或不為人知的生命氣息和生命密碼!度矣洝费永m了曹多勇小說樸實不花哨的一貫特色,娓娓道來的文字透露出歲月的積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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